技术的本质绝不是技术的。

——海德格尔

01 解构辅助驾驶的认知误区

当下关于辅助驾驶的争论，常陷于两个极端：有人将系统视为完全可信赖的“AI司机”，借助神器在方向盘后放任意识飘散；有人则对新的技术完全否定，自宣“我命由我不由AI”，同时认为，辅助驾驶意味着必须时刻绷紧神经，不得不付出超出常人的精力。这两种认知本质上都是对驾驶者主体性的消解——前者将责任让渡给算法，后者则将机器视为异化的客体。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不是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存在（Sein）的展开方式，“现代技术的本质将世界揭示为‘持存物’（Bestand）——即随时可供支配、计算和控制的资源”。辅助驾驶亦是技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并非简单的产品或方法，其危险不在于机器或系统本身，而在于“它遮蔽了存在的真理”。技术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并非单纯人的活动，技术已经开辟的世界会指引技术时代的人按照技术的方式去活动，而技术越是支配着人的活动，则技术的本质就越是陷入被遗忘状态。

人机共驾的真正要义，即是在技术将世界强行摆置为可计算、可利用资源的强制框架后，用既说“是”也说“不”的态度给予回应。而我的人机共驾观则在于，通过“人机合一”，重新认知“驾驶者”的主体性——我即AI，AI即我。这个主体，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纯粹操控者，也非技术裹挟下的被动乘客。

02 三重维度下的人机共驾必然性

（一） 法理维度的责任闭环

正如《民法典》中关于公序良俗的法律条文不仅确立了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活动中的基础地位，还通过原则指引下的具体条款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秩序，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义务”条款，既是所有驾驶人责任的标尺，也在智能时代展现出新的意义。而在有据可查的近年L2级事故纠纷案件中的裁判观点，也印证着“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的司法认定标准。姑且不论车企有关自动驾驶的误导性宣传，作为道路交通的参与者，人机共驾不仅是因循法律条文的指引，更是构建公民责任伦理的关键锚点——我的人机共驾观的出发点，正在于我不仅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更要对我使用辅助驾驶时道路所有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负责。

（二） 安全维度的能力互补

认知科学研究表明，人类驾驶员的注意力机制具有选择性特征，其信息处理带宽显著低于现代车载传感系统，我们尚难断论孰优孰劣，但这种生物感知与机器感知的错位恰是安全冗余的基石。当辅助驾驶未能识别静止路障时，人类驾驶员对制动踏板的及时干预；当人类驾驶员在夜晚的暴雨中视野显著受限时，SR对周遭环境的动态显示——这些场景都在印证着人机共驾的互补必要性。纯视觉和激光雷达融合感知方案的争论仍在继续，这其中无非是各企业出于成本、效率、质量和体验等多维度的不同考虑，而作为用户，我们既要承认各种感知都有其局限性，也要看到人的局限性的另一面——进步和解放。

（三） 伦理维度的主体觉醒

在自动驾驶宣传狂飙突进的当下，我们正面临深刻的“驾驶者主体性消解”危机。当个别车主在社交媒体炫耀“司机睡觉”或“主驾无人”的“新时代”来临，当车企用“智能驾驶”的文字游戏规避过去“自动驾驶”的“文字狱”风险，技术异化已悄然发生——方向盘后的人类不再是驾驶行为的发出者，而沦为算法决策的旁观者。当然，这种主体性的让渡，并非技术的皇冠独有，汽车交通历史上的酒驾、毒驾、睡驾等等，早已是屡见不鲜——它不仅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威胁，更在哲学层面消解了“驾驶”这一行为的伦理本质。当我们将系统的责任与人类作为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融合，人机共驾就成为道德自觉的具象化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方向盘微调都是对技术文明的伦理投票，每段安全抵达的旅程都是对人类主体性的庄严确证。

03 人机合一的实践方法论

（一） 感知系统的延伸融合

作为一体共生的“驾驶者”，在维持人类自身的常规驾驶扫描感知循环的前提下，辅助驾驶的感知反馈（如旁车识别状态、障碍物标记）将纳入人类自身的驾驶感知系统。这不是对机器的监控，也不是对机器的赋能，而是人与机器的视角融合，重构空间认知。注意力的涟漪就仿佛轻轻舞动的时间精灵，在人机合一的世界里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往日的画卷，以2-3秒为周期，迅速观察前方路面实况和左右后视镜的动态，结合系统反馈（SR、360影像等）就能绘制出我们在当下交通流中的位置和态势。

（二） 规划系统的共生互动

作为一体共生的“驾驶者”，加速踏板、制动踏板、方向盘、转向拨杆和滚轮等等本就是我与系统驾驶的一部分，而通过被重新定义的操控行为，就可以构建出人机混合决策流和超越代码的默契联盟。加速踏板被视为内在系统的“语言”——轻踩踏板不是简单的加速指令，而是向系统传递“前方安全可通行”的确认信号；转向拨杆进化成“规划意图发射器”——提前3秒轻拨转杆，不是立即变道，而是将人类对路况的预判（比如察觉右前方货车可能掉落货物）编码成共生系统的规避指令；方向盘演化为乐团的合奏——系统在施工路段突然“失明”时，我的双手握紧方向盘却不抢夺控制权，这种“半接管”状态如同两人共握一支笔书写，我的力道主导笔画走向，机器的控制维持运笔平稳，最终在纸上留下的，既是人类决策的轨迹，也是机器协作的笔锋。

（三） 控制系统的动态分配

作为一体共生的“驾驶者”，不论是纵向控制，还是横向控制，抑或是对周遭环境变化和行为走向的预测，我们用互补的方式配合，以共存的方式处理。基于道路和环境风险层级的不同，这一共生系统内部的权责划分也会随之动态变化，灵活分配不同场景下的权限处理。当驾驶舱内的金属与血肉达成这种量子纠缠般的协同，我们便超越了“人监控机器”或“机器辅助人”的陈旧范式。每一次踏板的微操都是神经突触向大模型的延伸，每段转向的修正都是碳基意识与硅基智能的共识达成。这种共生关系创造的，不仅是更安全的辅助驾驶体验，更是技术文明时代人类主体性的新边疆。

04 技术文明时代的驾驶者宣言

我即AI，AI即我，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不是被技术解构的客体，而是驾驭技术的责任主体，甚至可以是共生体。每一次人机共驾的配合与协作，都是对“何以为人”的哲学应答；每段人机共驾里程的平安抵达，都在重塑智能时代的出行文明。

—— E N D ——

文字：玫瑰与荒芜者

封面、配图： 即梦/奇域AI